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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贵州省文化馆藏品集萃之《刺绣》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阅读次数:196    发布时间:2017-06-26

谢彬如

    贵州省文化馆成立之始,“开展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遗产搜集、整理与保护工作”即成为馆里主要工作之一。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省群众艺术馆开展过多次较大规模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搜集整理工作,搜集了一批极有价值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物证资料,并据此编辑出版了多本极有价值的研究文集,为贵州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事业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这本《刺绣》即是见证之一。
  刺绣在贵州各民族民间艺术中最为靓丽。各民族丰富多彩的刺绣不论从其技艺、色彩、图案还是从其内容、意义和象征等方面看,都可谓为各民族高度智慧和艺术的创造。
而在贵州各民族刺绣艺术中,以苗族刺绣最为丰富和最具特色。艺术大师刘海粟先生曾赞曰:“缕云裁月,苗女巧夺天工;苏绣湘绣比之,难以免俗”。苗绣针法多变,除一般平绣、十字绣、打子绣、布贴绣、缠绣、堆绣外,还保留了自汉唐以来即有的辫绣、卷绣、盘绣、皱绣、补绣和纳纱绣等古老传统技法。尤其苗族的剖绣工艺堪称绝技,其将一根丝线剖成数根,用皂角仁加工打光,按平绣针法刺绣,以纹针锁边。这种绣法绣出的纹饰以平、齐、细、密、匀、顺、光、亮八字著称,分外华贵,一套苗族盛装,集纺、织、染、绘、挑、绣之大成,所耗时日竟可达七、八年乃至十余年。
  苗族刺绣图案中,蝴蝶妈妈一直是最主要的内容之一。与之相联系,服饰的袖口拼花中,经常可以见到“姜央兄妹合磨成亲”这个关于人类起源神话的图案。兄妹成婚神话在不少民族神话中都可以见到,但作为服饰图案历史地保存下来,则反映了苗族对祖先的理解而形成的祖先崇拜。袖口拼花中还常常可见到“姜央射日月”图案。姜央射日月与汉族神话“后羿射日”有异曲同工之处。苗族用此故事图案作服饰装饰来记述和追念祖先的业绩,可以说是折射了远古时代人们与大自然及各种动植物相互依存相互共存的理念和思维。这种思维形成了苗族刺绣图案中的一种特殊现象——“互变”。如蝴蝶变人、人变龙、龙变人,乃至蛇变龙、牛变龙、蚕变龙、鱼变龙、猪变龙、蜈蚣变龙等等,这种万物有灵,万物皆可通变的神话意识形象化的结果使得苗族刺绣中出现的所有动物、植物、花卉、虫鱼等等都有着明确的象征意义和某种图腾崇拜的意味,并随之产生了一整套系统化的理论依据来证实之所以选择他们的理由。
  民族服饰作为形式——款式,因其刺绣图案具有区别于其他民族和族群的功能而成为本民族的某种特殊语言,传达着本民族才能理解的特殊的信息,从而使各民族服饰刺绣不再是单纯的形式而成为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服饰刺绣图案作为民族认同、各支系区别和凝聚全民族的象征物,因其负载的历史和文化信息而成为了具有人格化趋向的主角。有一种蜘蛛花纹据民间传说为古代战争中苗族先民战败,躲进山洞,追兵追至洞口,见有蜘蛛结网,便未进洞,遂使先民得救,妇女们便将蜘蛛绣进服饰,以为感念。
  贵州各民族对自己传统服饰刺绣图案的认同使得他们的精神在一定形式上拥有了历史和故土。“返回故乡”的历史愿望逐渐被“精神还乡”的心灵历程所替代,服饰刺绣中各种图案的保存便事实上地为该民族的这种心灵历程保留了一幅精神还乡的路线图。这时候,所有的图案形式便不再是单纯的形式而成为了形象的、生动的、历史的场景和祖先的呼唤。
  从这种意义上来认识贵州民族刺绣,我们便更加深刻地认识了这本《刺绣》的珍贵价值。而这本《刺绣》的重大价值当然还远远不止于此。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许多嗅觉敏锐的商人、收藏者及一些对贵州民族服饰垂涎已久的老外们,看到了贵州少数民族服饰刺绣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想方设法深入民族村寨巧舌如簧地用极低的价格从民族群众中将这些宝贵的“旧衣物”大量收刮而去,造成了各民族传统服饰古老刺绣的毁灭性流失,近些年随着市场化商品化的推动,大量粗制滥造的刺绣赝品仿品充斥市场,成为贵州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保护中难言的隐痛。 
  2008年8月25日的《文化传播网》曾刊载了题目为《民族文化资源流失不容忽视》的文章。文中提到法国巴黎一家私立民俗博物馆馆长对我国民族文化专家说的话,“‘100年后,中国人要研究苗族的服饰文化,或许还要到我的博物馆来研究。’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雷秀武指出,此话绝非危言耸听”。“雷秀武曾在与法国巴黎一家私立民俗博物馆馆长交流时,了解到该馆收藏有180多套苗族服饰,其中,黔东南的苗族服饰就有108套,极具文物价值的月亮山地区祭祀服‘百鸟衣’有15套,超过了贵州省内的收藏”。
  百鸟衣是苗族文化历史中具有重要地位的服饰。其传承历史之久远、制作工艺之复杂、图案色彩之华美、承载的民族历史文化艺术信息之丰富,可谓民族服饰之冠,十分珍贵。负载在那些古老传统服饰刺绣上的民族历史、文化性征和艺术特色,是刺绣上凝聚着的历史密码和历史记忆。服饰刺绣的“形式”是一种凝固的物化的东西,是可以被无限地复制的形式,而历史密码和历史记忆则是规范着形式之所以如此的内在要求,固化着文化历史的路径和某些特定内容的规制,以证实这些形式不仅“是这样的”,还证实了其“为什么是这样的”。
  老外们一定很清楚,如果我们自己不重视对这些服饰刺绣的保护并加以深层次的研究,若干年后,中国人一定不是仅仅研究苗族服饰是什么样的服饰,它的工艺、样式、色彩、品种等到底如何之类,一定是要研究苗族服饰中隐含着的历史文化信息和文化传统中的各种内容,以及这些历史文化信息可能证实的历史内容对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之形成的种种历史原因和历史事实。这一切,完全已经是在历史过程和政治层面上具有证据意义的东西了。
  所幸的是,这本《刺绣》中的460余幅各民族刺绣精品,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搜集的大量藏品中精心选出的,没有受到八十年代以来商品生产及各种赝品仿品的影响,可谓件件皆精品珍品。编辑者在选编中还详细地记载了每一幅的搜集地点、收藏时间、绣品作者、所属民族、主要针法、纹饰称谓、实用功能等等,完整地保存了这些民族刺绣可解读的历史文化信息,给阅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具体详实的历史证据和实物示例。书中刘雍先生、陆吉星先生的前序及《贵州刺绣主纹例说》让每一位读者都可以从局部到整体对贵州民族服饰及刺绣豁然有解,在赏鉴贵州各民族精美刺绣艺术的同时,更深层地感受和品阅这些精美刺绣向我们展开的一幅幅丰厚深长的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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